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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九一八”的战场

2018年01月21日 22:00   官网:洛阳智超机电设备有限公司   来源:网络转载

  “九一八”的战场,如今阿根廷足协对于国家队的工作也是一团糟,梅西刚刚退出国家队,所有人都为此感到遗憾和沮丧,但是阿根廷足协官方目前也没有人出面解释或者斡旋。甚至有消息称国际足联可能对阿根廷队采取禁赛的处罚。

原标题:136位士兵、军警、厨役的名字登上了报纸 “九一八”的战场

  
  记者找到一份伤亡名单:傅冠军、张德玉、迟乐祥、刘明祥、崔健云、张广禄、谢福成……有营长、连长,有步兵、炮兵;还有护路警察张国钧、王一臣,厨役刘治国……还有许多仅仅被估摸了年龄而记录为“无名氏二十四五岁”,或“三十七八岁”的士兵……还有受伤军警傅开贵、李顺德、姚少谦、姜果仲、陈树林……

一共136人!

这些名字,登上了1931年9月25日和29日的《盛京时报》,标题为:《红卍字会进行救济工作 埋尸六十七救伤兵四十》、《救济伤亡士兵续讯 共埋尸一百七十一个》。

这是驻扎长春的中国军队的伤亡名单。这些也几乎是“九一八”事变的战斗中,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军人的名字。就在日军攻打沈阳北大营等地的同时,长春宽城子和南岭兵营遭突袭。

虽然人人都知“不抵抗”,可多少热血汉子拿起了枪!

也是“九一八”后,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、宣传部长的赵毅敏,起草了《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》——“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!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‘大陆政策’‘满蒙政策’,所必然采取的行动……日本帝国主义者宣传‘这次冲突是奉天北大营中国军队破坏铁道所引起的’。这完全是骗人的造谣,三岁小孩子也不会相信这些话。”9月19日,沈阳长春硝烟未散,这份“宣言”已被人们秘密传阅。

如歌里唱的,“九一八”,那是一个悲惨的时候,那是带着屈辱的战斗,可却也是14年浴血奋战的起点。

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记者重走“九一八”战场。

沈阳战场,几乎没了痕迹

经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长助理崔俊国的指点,记者从博物馆沿着铁路往北500米左右,从大连算起404.444公里处,便是当夜日军的爆破点——铁路还是铁路,却已是有桥墩的高铁了,火车呼呼飞驰而过,什么也没有。

84年前,日军在此自导自演了一场爆炸,并以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为借口,炮轰北大营,进攻沈阳城。

记者又去找北大营——曾经规模巨大的兵营,如今依旧是地名,可那里只有农贸市场和小区。几经打听,才在柳林街街尾的大院里,找到了两栋半老房子,白洋灰砌缝,青砖铁皮瓦。大院里老人都知道,这是北大营仅存的老营房。它们夹杂在后来盖的红砖平房中间,里头还住人。当年,这是骑兵营的营房。

2012年,沈阳市文物局将这两栋半营房,列为“不可移动文物”,在墙上挂了石碑。

又经指点,去找日军炮击北大营的第一个弹坑,根据史料,日军后来还在此修了纪念塔,解放后被推倒,留了钢筋混凝土的基座。可记者到了一看,是条马路,啥都没有。附近老人说,十多年前基座就被填了。

崔俊国讲,早些年有记者来,他老带着去看一棵老杨树,树上清晰可见当年枪炮打的伤疤,但2005年再去,老杨树也死了。

还有战场吗?崔俊国曾看过资料,当年沈阳城里的警察,曾在小西门一带组织过抵抗,早几年当地的文物志愿者根据当年地图,找到了现在的南二经街和十三纬路一带,只看到街道繁华……想想也好,今非昔比,和平和繁荣,更令人欣慰。

战场不在了,记忆留着

十多年前,崔俊国曾在北大营附近寻访过好些当年的亲历者,他们的记忆是这样的——

84年前的沈阳,北大营一带是非常偏僻的地方,东北人说“鸡不叫、狗不来”,9月份天气已凉,当年城外没有电,人们早早上炕睡觉。在寂静的夜里,铁路旁的那一声爆炸特别响,“睡着从炕上被震下地去”,“窗户瓦片都哗哗地响”,老百姓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跑,往苞米地里跑,一整夜蹲在地里捂着嘴巴不敢喘气,枪炮声时断时续,声音传得特别远……

亲历者中让崔俊国印象最深的,是沈阳居民胡广文。2001年,胡广文曾带着博物馆工作人员和专家记者,共同确认了“九一八”事变的爆炸点,便是记者去过的,从大连算起404.444公里处。

胡广文为何能确定地点?因为他当年就住在爆炸点边上,算来距离不过200米!那年岁,爆炸点柳条湖一带基本是荒地,说是村庄,其实不过是来讨生活的贫民们,在此搭了窝棚,门前开点荒地。日本兵和中国军队巡逻,都在这附近。

1931年9月18日夜,胡广文3岁。他家的小平房被爆炸轰塌,不满周岁的弟弟被砸死,母亲被房梁砸断了肋骨,父亲腿被炸伤,他和奶奶被埋在尘土里。从那一夜之后,胡广文记得,家里的粮食要上缴,父亲被抓去当了劳工,悲惨的日子便来了……

关于“九一八”那一夜的事,记者还辗转看到了老兵王景芳的日记,当年他正在东北讲武堂十一期步兵科学习,校长是张学良。

他的日记是这样写的:

“……我和于振海同学赶排话剧。夜间11时,正在讲去排练,忽听炮声!以军事常识判断,炮声自日本站方向打来。当时,奉天日本站有驻华关东军一部。

炮声越来越近,弹着点好像在北大营一带。这时,东北讲武堂十一期军校学员在忙乱中集合。由值星官指挥(高级干部全回公馆住了)。

由于是紧急集合,我们只着随身的衣服,打开军械库,每人发步枪一支,子弹五粒。军校有步枪、轻重机枪、迫击炮,但是那是教学用的。

值星官训话:‘情况判断可能是日寇向我挑衅,学员们要镇静。全体暂到营房后面的北小山上集结,以观动静。’北小山上是学员们经常去的野外训练场所。有标准的钢筋水泥防御阵地(是教学用的),可容下一个营的防御阵地……

谁料想,这竟然是我们永别祖国大好河山的开始……”

那一夜的事,早已确凿,不辩自明——

美国记者鲍威尔曾在国际法庭作证:那年9月23日欧美记者团抵达沈阳,时沈阳已完全被日军所占,并由土肥原出任“代理沈阳市长”。记者拜访土肥原时,见日军本部前堆积铁路被炸毁之物,并出示该处照片,见该处已经清扫,破坏地点已另易新铁轨,枕木两根亦已更换,仔细查看,并无证据可寻。离炸毁处铁轨五十米至百米处有中国兵尸体三具。据称是炸毁铁路而企图逃逸者,但尸身上并无血迹……

当时在沈阳日本领事馆任职的森岛守人,也曾在国际法庭上作证:他劝关东军将领采取和平手段,可对方拔刀称,无论何人,干涉陆军之指挥权者,杀之……

都说“不抵抗”,可还是激烈地打了仗

作家方军曾采访过王景芳老人。

采访中,王景芳讲起“九一八”痛心疾首,他感慨:“那不叫退,我们叫逃跑、逃亡!”80多年过去,王景芳一直想不通——为什么不打呢?你们当官的只管发话,我们当兵的打呀!

实际上,打了!尽管人人都知道,命令是“不抵抗”,东北土话说是“挺着死”,可敌人当前,还是打了!

据多位历史专家研究,时任北大营驻军620团团长王铁汉认为“等待”不等于“挨打”,敌人向本团营房进攻时,他决心反击。在《王铁汉先生访问记录》一书中也有王铁汉的口述:“正准备撤退的时候,敌人步兵四百余人,已向本团第二营开始攻击,我即下令还击,毙伤敌人四十余名。就在敌人攻击顿挫之际,忍痛撤出了北大营,正为十九日上午5时……”

从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展览的照片中,还能看到被日军攻破后的北大营镜像:墙壁上弹痕累累,围墙倒塌,营房内因为仓促撤离,铺盖狼藉……

在王铁汉率部队突围的同时,长春也打了!

长春市政协文史专员、青年学者王新英,翻出了日本人在1933年出版发行的 《满洲事变护国之盾》一书,其中记载:日军长春独立守备队在9月18日接到日军已经进攻沈阳北大营的消息,随即开始了作战准备,9月19日凌晨1时部队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出发……

同是那一夜,又是突袭!日军在长春的攻击重点,是中国军队的宽城子兵营和南岭兵营。

长春的战斗打得很凶!据长春市政协文史专员李其颖老先生的研究——宽城子兵营的官兵凭借营房作掩体,奋起阻击,日军指挥官发现“敌军坚守兵营,顽强抵抗,制服不易,因而改奇袭为强攻,直至天明”。实际上,直到19日上午11时10分,宽城子兵营才被日军占领。

南岭兵营有中国军队的炮兵团,因此日军进攻更为谨慎。据李其颖的研究,日军19日晨5时许开始进攻,之后因兵力不够未敢深入;6时许,公主岭的独立守备队司令森连中将获悉:“与奉天附近我军传来捷报相反,长春附近我军处于苦境。”于是,率部队乘火车增援。

南岭守军砸开了军火库,取出武器弹药,凭借营房的围墙、门窗和周围的壕沟,与日军作战,山炮发挥了作用,连续的子母弹击毙日军十数人。

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内,还保存着南岭和宽城子的“战斗要图”,在这些图中清楚地标出了攻击次数以及中国军队各兵种位置、防守人数、组成部分等;而日本出版的《满洲战迹巡礼》中,还仔细地画出了宽城子和南岭“战死者位置略图”,几乎每一位日军官兵被击毙的位置都被在地图上详细标出。

据资料统计,长春的这两场战斗,日军战死六十多人,伤九十多人……这应是“九一八”事变当晚次日,最激烈、最持久的战斗!

战场故事,讲给更年轻的人们听

长春战场今何在?

经指点,记者去了宽城子和南岭兵营所在地,也在意料之中——早已成了楼房林立的小区商铺。

能找到的,是长盛小学里的仓库,面向校门的一侧墙壁,画了大幅的中国地图和宣传画,写着“还我河山”,每个孩子上下学,都看得到!李其颖老人幼年在这里读书,他说伪满洲国成立之后,关东军在这里建了“宽城子战迹纪念碑”,新中国成立后,石碑被拆除。

小学的东边,还有两栋漂亮的老房子,青砖坚硬,屋檐有漂亮的雕花,它们夹在商品房的中间。王新英说,这兵营最早是中东铁路沙俄护路军将校的营房,后来成了中国军营。

还能找到的,是在南岭军营遗址上修建的陈列馆,王新英曾负责过陈列馆内的布展。

王新英是“80后”,小时候就住在南岭兵营附近,那时候便总看着这里的碉堡和老房子,后来干脆考了历史系,成了专业研究者。

84年过去了,记者在长春四处打听,可已找不到当年战事的亲历者。

当年的情景被照片保留了下来——

南岭大营被日军轰断的残垣,中国守军炮兵团被击毁的山炮,兵营内被枪炮打死的战马,还有日军在战斗后,指挥夫役从营房搬出一箱箱的枪炮弹药……

当年的壮怀激烈,被报纸保留下来——

1931年9月21日的《盛京时报》,刊发了题为《长春激战结果亦归日军》的消息:“长春于十九日午前八时,为日军所占领其大部分,南岭方面之华军对于日军顽强抵抗……”而参战的中国士兵、警察和夫役等的名字,也被记在了报纸上,便是文首那份伤亡名单。

这上面每一个名字,即便是“无名氏二十四五岁”,也都是有温度的;尤其时过境迁之后,更需要我们铭记,需要我们“80后”讲给更年轻的人们听。

“九一八”的战场,不止东北

老兵王景芳在80多年后,对着来访的记者们,唱起了当年的歌:“九一八,平地起风波,小日本,领人马抢占我沈阳。杀的杀,抢的抢,老百姓遭了殃——咿呀嘿!”

唱着就哭!

东北抗联老兵李敏,也曾向记者唱起歌:“提起来九月十八,令人痛伤情;万恶日本来进兵,侵占东三省;大炮轰轰不住声,飞机炸弹扔;无辜民众遭屠杀,雪染遍地红……”

一首接着一首唱。

歌声不仅在东北,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全国各地都响起了爱国的歌声。记者仅截取其中一个片段,听上海退休老人魏保华,讲起她父亲魏晋锡的事。

那一年,魏晋锡正担任镇江中学学生自治会总干事,听闻“九一八”,便立即组织会议,一致决定,发起组织“江苏省学生抗敌救国委员会”,全力投入反日救国工作:教师中建立了“日本(问题)研究室”,分析日本政治经济局势,探讨救国途径;师生开始合作,每人必须接受一次军事、武术或医疗看护训练;学生自治会还决定,各班级轮流停课,到工厂、农村、街市,去讲述日军炮轰沈阳、杀我同胞的暴行——镇江街头,常会有自发的演讲,听者落泪;常有师生群众同呼抗日口号,同唱救亡歌曲!

如今的学生,很难想象当年的场景。当年的学生们,在游行唱歌之外,还拍电报给前方将领,激励他们,身先士卒,奋勇杀敌;当年的学生们,印发了《为抗敌救国告全省学生书》,奔赴未建立组织的江苏各县,指导成立学生抗日救国会;当年的学生们,能组织镇江、常州、无锡、苏州的大中学生代表赴南京请愿,要求将领们北上抗日,收复失地……

唱歌游行的,远远不止学生,还有工人、农民、知识分子等社会各界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,“九一八”的战场,也远远不止东北,它所唤醒的,是整个民族的热血。(记者 孔令君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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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徐文婷